近年来，造车成为市场上最热的“赛道”，各行业巨头蜂拥进入汽车行业。房地产业的恒大；科技企业小米、百度、华为、苹果；造无人机的大疆等等都先后表示将涉足、投资或者进军汽车领域。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发布的《2020年数字化汽车报告》的第三篇《打造软件驱动的汽车企业》显示，未来汽车开发成本将增加，并从硬件转向软件。到2030年，软件在消费者感知价值中的占比将达60%，共享汽车等新型拥车模式的发展将推动这一比例的进一步提升。同时，受到互联汽车、无人驾驶、智能出行和电气化趋势的影响，汽车软件数量增长将超过300%。而且，功能完善和安全修补程序将要求汽车软件至少每3个月更新一次。普华永道中国汽车行业主管合伙人金军表示，软件已成为现代车辆差异化竞争的核心。未来10年，软件开发成本将近乎翻倍。不同车型的软件开发成本将从1.81亿欧元增至3.31亿欧元。只有打造软件驱动的车企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持续捕获价值。报告认为，未来影响汽车成本的主要因素包括：AD/ADAS（无人驾驶/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车身和舒适系统，底盘控制系统，信息娱乐和互联系统和动力系统。其中ADAS功能作为软件开发成本的主要驱动因素，到2030年，其开发成本将增长120%，占总成本的45%。普华永道思略特中国汽车咨询业务合伙人蒋逸明指出，与竞争对手、供应商和技术公司建立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有助于降低技术复杂性、填补人才缺口并减少35%～60%的项目开支。（来源：中国新闻网）
白宫一位高级官员日前表示，美国将敦促七国集团（G7）盟国就“新疆强制劳动问题”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美国总统拜登将于6月亲自参加在英国召开的G7会议。预计他将着重于民主和专制国家（尤其是中国）之间的战略对抗。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NEC）副主任Daleep Singh表示，G7会议将侧重卫生安全、针对新冠疫情的协同经济应对、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以及“加强G7内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这些盟国想法接近，我们希望采取具体可见的行动，显示出我们愿意对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协调行动，”帮助协调会议的Singh表示，“G7面临的挑战是要证明，开放社会、民主社会仍然拥有解决世界上最大问题的最佳机会，由上而下的专制制度并非最佳路径。”Singh称，华盛顿已经就“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采取了强有力措施，但将寻求与G7盟国扩大相关行动。（来源：观察者网）
随着业界努力应对日益复杂的市场力量，全球芯片短缺可能贯穿2021年，甚至延续到2022年。作为所有电子设备核心的微小装置，芯片在全球范围内的短缺正在整个消费电子行业产生连锁反应。分析人士称，考虑到起作用的多重因素，这种紧张可能贯穿2021年并延续到2022年。虽然芯片短缺导致的价格上涨目前仍局限于半导体行业，但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产能紧缩持续下去，一些利润率较低的消费品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开始涨价。据悉，世界主要半导体供应商正在努力解决芯片短缺这一持续已久的问题，这个问题阻碍了从家用电器到个人电脑、汽车等各种产品的生产。芯片制造商正试图通过改变生产流程、向竞争对手开放闲置产能、审核客户订单以防止囤积，以及更换生产线来竭力维持更多供应。但据该行业的高管指出，短缺情况很可能将持续到明年。除了需求激增，生产商还受到一系列导致供应中断的异常情况的拖累，而目前的美中政治摩擦和对长期短缺的担忧已导致一些制造商囤积芯片。目前的短缺范围主要涵盖非高端芯片，因为业内规模最大的几家企业纷纷减少非高端芯片的产能，转而生产利润更高的尖端芯片。它们无力满足对一些不那么复杂的老式半导体的高需求，这些半导体广泛用于汽车、计算机显示器、扬声器和家电等产品。日本工厂火灾、美国南部严寒天气导致生产线关停等事件也扰乱了芯片生产。而主要芯片制造中心台湾地区正遭遇干旱，由于芯片生产过程需要大量用水，这一局面或导致芯片产量进一步降低。（来源：参考消息）
在《中欧投资协定》停滞不前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近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欧盟放弃提倡“新冷战”孤立政策，重新恢复同中国的联系，确保欧盟工业供应链不脱钩。王毅强调中方不同意基于意识形态的集体对抗，反对参与联盟所提倡的“新冷战”孤立政策，也对基于虚假信息任意实施单方面制裁的举措感到不满。他表示：“中德将共同扞卫多边主义，为全球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两国也需要努力确保，全球供应链都稳定，并防止脱钩情况出现。”马斯表示，德国在欧美经常将中国描述为伙伴、竞争对手和系统性竞争对手。他也提到，“脱钩”是错误的解决方案。王毅认为，中德两国需要尽快开启新一轮的高层协商。在未来发展领域方面，王毅相信两国在5G技术、清洁能源、公共卫生和数字经济都能展开新的合作项目。他强调：“我们希望德国能向中国开放，取消对中国高科技的出口限制，为中国在德国的企业创造公平、开放和非歧视的经营环境。”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与德国2019年双边贸易额为1848.8亿美元，同比增长0.6%。其中中国对德国出口额为797.5亿美元，同比增长2.9%。进口额为1051.1亿美元，同比下降1.1%。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为253.6亿美元，中国连续3年成为德国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来源：参考消息）
5、上海创新成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互助性基金
据悉，该基金是上海首个市场化运作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互助性基金，由临港新片区内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装备等重点产业的头部企业和产业园区共同发起，运营启动资金共100万元人民币，后期将吸纳临港新片区内更多的创新性企业加入基金。该基金将为各成员单位提供指导资助纠纷应对、风险研判预警等全方位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
上海市副市长陈群表示，上海将进一步把知识产权工作深度融入全市改革发展大局，更好服务国家和上海发展战略。上海将切实强化制度引领，创新保护机制，强化服务供给，加快打造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推动知识产权工作创新发展，支持临港新片区在知识产权领域先行先试，充分释放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据了解，作为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的重要举措，上海积极推动完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已先后在奉贤区“东方美谷”园区、杨浦区“长阳创谷”园区、徐汇区“漕河泾”园区等16个园区、开发区设立维权援助中心工作站，并在临港新片区设立维权援助中心分中心，初步形成了市、区、园区三级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体系。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现场发布了《中国(上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工作站建设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建设管理规定》)，宝山区“长江软件园”等8家维权援助中心工作站获授牌。根据《建设管理规定》，上海将规范工作站日常运行，提高工作站服务水平，着力发挥工作站在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的基础作用。相关工作站将为本区域内企业知识产权纠纷或争端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为公共研发、经贸、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对外转让等活动提供分析预警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同日共同发布了《关于在本市开展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主体、行政调解协议类型，以及申请司法确认的有关流程、文书要求和法律效力等。
据悉，去年上海已成功探索开展了一例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案例。下阶段，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将共同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对接机制，建立人民法院、行政机关联络员制度，定期开展工作交流和问题研讨，有力推进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试点工作全面开展。（来源：新民晚报）